怀想卢赣章

学了两周的瑞典语，班上同学的母语各式各样：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塔加洛、俄语……林林总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的语言几乎都是一串串的，也就是由字母组成的表音文字，而只有我们汉语是一块一块的表意文字。好歹学过英语，不然对以汉语为母语的我要记那些一串串的瑞典语，真是辛苦啊。

小时候一开始念书就开始学拼音，所以对拼音习以为常，从不觉得有何神奇之处，现在才忽然悟到拼音是中国与国外往来的重要桥梁。没有拼音的话，我要跟老外说我的名字，恐怕都得颇费周折。没有拼音的话，老外要学中文，简直就是天书。和小琪聊起来，才知道台湾尚未通行使用拼音方案，一直沿用注音。探讨是否要使用拼音方案还是两三年前的事，结果由于领导层意见分歧，后来台北市使用的是拼音方案，其它地市仍用注音。所以小琪在输入汉语时用的是注音，她的电脑键盘上标的是注音符号，而马丁学的是汉语拼音，所以一直不懂得用小琪的电脑输入汉语。

这么一想，就有点小自豪，因为发明汉语拼音方案的是厦门人――卢赣章。不过说来惭愧，这还是去年和泰宁组去鼓浪屿“寻宝”时，走到“汉语拼音小道”上，听阿哈激动地说卢赣章是他的同安老乡才知道的。

http://www.wufun.com/bbs1/viewthread.php?tid=13626

看11楼我们的爪子就是踩在拼音道上的。这条小道是为了去年为了纪念卢赣章诞辰150周年而修建的，卢赣章被喻为“语文现代化先驱”，在他的雕像上铭刻着他对现代语文的几大贡献：“第一个发明拼音字母，第一个发明标点符号，第一个提倡白话文，第一个提倡国语，第一个提倡简化汉字，第一个提倡横排横字，第一个提倡注音识字。”

瑞典语的元音字母中，a和i的发音和汉语拼音很接近，因此有些单词可以用汉语拼音的发音方法来记，这个时候就特别感激这位老前辈，转摘《厦门日报》的一篇文章纪念一下：

厦门出了个卢戆章

缘起
鼓浪屿西部，绿草如茵，波光潋滟，一条颇具特色的步行道正等待着与游人见面。这条位于环鼓路西段的五百多米长的小道因建设者的创意而显出神秘的气息，驻足 其间，很容易发现整条小道上都雕刻着汉语拼音和标点，而路的两端连接的是卢戆章的雕像和卢戆章的墓地。有文史专家考证说，这条道的路基是很早就有的，卢戆 章总是走着这条小道回家。

人物简介
卢戆章，字雪樵，又字雪庵，清咸丰四年（1854年）农历12月18日出生于同安县古庄村，他自幼聪颖，18岁参加科举考试，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却落第。 20岁那年，他随邻村双圳头的王奇赏研读《圣经》并开始学习西洋的科学知识。从此，“感欧美各国皆拼音成文，便恍然发改造汉字之宏愿”。
后来卢戆章往新加坡攻读英文，三年后又回到了厦门，并定居鼓浪屿日光岩下内厝沃，以教华人英语、教西人华语为生。间隙时，他便开始研究漳泉十五音和话音 字，卢戆章在39岁时写成了厦门话的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书中拟定了他称为“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这是我国自创的第一个拼音方案。

一目了然 贤愚可晓
光绪18年（1892年）厦门五崎顶倍文斋印行了卢戆章的厦门话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这是卢戆章用他的手迹刻板，自费刊行。
许长安教授介绍说，该书的封面画了一个八卦鼎，书名就题写在八卦鼎上，这是因为卢戆章曾说，他的切音字就是教人识字的“卢医仙丹”，把书名写在八卦鼎上正 是把书中的切音字比作仙丹。书名的两旁还写着一副对联：“一目了然，男可晓，女可晓，智否贤愚均可晓；十年辛苦，朝于斯，夕于斯，阴晴寒暑悉于斯。”作者 作书的目的与艰辛一目了然。
许长安教授依然保存着国内早期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记者发现，该书虽成书于清末，但书中收录的闽南歌谣、故事传说均为横排横写。许教授介绍说，该书开 横排横写之风气，比1904年出版的第一本横排的书《英文汉话》要早12年。卢戆章还最早提出汉字“趋易避难”思想，在《一目了然初阶》的“自序”中就有 简体字五六十字之多，而与现今的规范字相同的则有32字。

许长安介绍说，《一目了然初阶》是我国第一部语文现代化专著，它的出版正式揭开了我国语文现代化的运动，因为书中把拼音字母叫作“切音字”，所以清末的语文现代化运动就被称为“切音字运动”。
“思入风云变态中”

在《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有一幅卢戆章的自画像，题为“思入风云变态中”，“风云变态”正是清末国势动荡，变法图强的真实写照。卢戆章之所以要发明“切音字”也与变法维新有着直接的关系。

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进入厦门，也带来了许多西方文明成果，包括罗马字母；而卢戆章生活在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厦门，是最早 接触西方宗教与科学文明的文化人，他因此很早就萌生了现代化思想；另一方面，闽南地区在研究闽南方言上有着深厚的基础，当时便出版了不少方言字典。可以 说，厦门为卢戆章发明切音字提供了良好条件，而他的现代化思想也最直接地体现在用罗马字母来为中国汉字注音的创举上。当然，这也是厦门成为中国语文现代化 运动发源地的直接原因。

在《一目了然初阶》的自序中，卢戆章把自己发明“切音字”的目的说得很明白，“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科学）；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 以好学识理，基于切音为字。”“外国男女皆读书，此切音字之效也。”自古以来，中国人学习汉字就是采用直读的办法，卢戆章认为，国人文盲太多是因为识字太 难的缘故，而注音识字将大大缩短学习的时间。
许长安教授告诉记者，卢戆章是以小小的拼音字母切入整个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大工程”，包括他后来在国内率先提倡使用简化字、推行汉字横排横写、推行白话口 语、提倡全国统一使用京音官话、教学使用注音识字、发明新式标点等，无不体现了卢戆章“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的强国 富民之心。

一身“戆”气 火样热情

卢戆章名字中的“戆”，读音为“zhuang”，意为憨厚而刚直，卢戆章可谓是人如其名。

从20多岁开始，卢戆章就一门心思钻研“切音字”，有人笑话他是蚍蜉撼树，“汉字神圣，一点一画无非地义天经，岂后儒所能增减。”但他听过之后，一笑置 之，仍然“置一切于不闻不问，几废寝食。”《一目了然初阶》出版之后，在厦门风行一时。卢戆章又当起了教师，到处教人学习“切音字”，据说，学习这种切音 字非常简便，许多人只要半年，就能写所欲言，还有不少外国人也学得不亦乐乎。卢戆章以火一样的热情来推广着切音字，“有从而问字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诱 之”；“又恐推行不广，一刊再刊”，卢戆章也因此倾尽家中钱财。

1905年，卢戆章从厦门跋涉到北京，向外务部呈缴他的新著作《中国切音字母》，却被外务部官员认为“该书疏谬略有数端”，他自知请朝廷推行切音字的路走 不通，就下定决心进行民间推行。走到上海，他把《中国切音字母》一书略加修改补充，书名改为《北京切音教科书》在上海出版发行，同时又出版了《中国字母北 京切音合订》。1913年，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他不辞辛苦赶到北京参会，并参与审定注音字母；可是他对注音字母仍不满意，继续研究切音字，于 1915年在厦门出版了《中国新字》，1916年又出版《中华新字》，终于引起官方和社会各界的重视，被公认为我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先驱和创始人。

刚刚在msn上咨询了在台湾的叔叔，说台湾现在从小学开始全部改教罗马拼音了，这与当年卢赣章推行《中国切音字母》相比，已是百年之后了，回想起来，不能不佩服卢老前辈当年的远见卓识。

2007年9月8日：

今天在网上刚巧看到袁进在牛津大学的一个演讲，谈到汉语拼音的起源，有点意思，一起贴上来：

“西方传教士对于新文学的影响，不仅在于提供了最早的欧化白话文的文本；更在于在汉语的语法、词汇、语音三方面，都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建立。一般人都能看到汉语语法、词汇在近代受到的外来影响：外来新事物带来大量的新词汇，汉语最早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就是在外国语法启示下成书的。但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汉字的语音是中国人自己确定的，与西方传教士又有什么关系？其实，西方传教士对汉字语音的认定作出过重要贡献。汉字是表形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它不能直接读出字音。中国古代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释音”、“反切”、“四声”，这一套注音方式是为培养士大夫服务的，因为它是用汉字本身作为注音系统，用浅显的汉字来注明较难读汉字的读音，或者用前一汉字的声母加上后一汉字的韵母连读。这些方法都需要以认识相当数量的汉字作为读音的基础，假如不认识用来注音的汉字，也就无法读出被注音字的读音。但是，这套注音系统很不适合西方传教士，他们的母语所用的文字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用字母表音是他们的常识，但是汉语就完全不同了，它是象形文字，文字与读音之间缺少表音文字那样密切的联系。传教士晁俊秀说：“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汉语的发音尤其困难，永远是个障碍，简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要尽快学会中文，很自然地就运用母语的字母给汉字注音，明末的西方传教士提出了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晚清的传教士又继续提出各种为官话、方言注音的方案。这些方案至少有十多种。这些拼音方案进入了实践，小孩子通过几天的注音学习可以很快掌握注音方法，实现以前要花几年乃至十几年才能实现的阅读。西方传教士相信，用拼音改革汉字可以作为“一种使西方的科学和经验能够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帮助的最好贡献”。这样的一种文字，“是产生一条达到文盲心中去最直接的路”。中国最早的汉字拼音文本是19世纪产生的各种方言《圣经》，在厦门的拼音《圣经》曾经卖掉四万多部，甚至出现了完全用罗马字母拼音构成的方言报纸。后来，西方传教士用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式给中国学者打开了思路，启发了他们，并且成为他们改革汉语文字的努力方向。但是，在西方传教士看来，既然用字母注音可以取代汉字，汉字的存留也就成了问题。这也成为后来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争论之一。

1898年，裘廷梁在《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发轫之作，其中就提到：“耶氏之传教也，不用希语，而用阿拉密克之盖立里土白。以希语古雅，非文学士不晓也。后世传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则以其地俗语，译《旧约》、《新约》。”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许多白话作品，也具有欧化白话的倾向。不少人也提出了汉字“拉丁化”的设想，吴稚晖、钱玄同等人甚至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从西方传教士到晚清白话文运动，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构成了一条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展线索。明乎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五四白话文运动可以做到几个人振臂一呼，就能够群山响应。接受欧化白话文的社会基础已经酝酿了几十年了。语言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是语言艺术的集中表现。我们寻找五四新文学的起源，应该看到西方传教士对此曾经作出过贡献。”